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 总第484期
2004年3月10日
执笔：丁新莉
根据录音整理，经与会专家审阅后，编者略作删节。
2004年2月21－2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三亚联合召开“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座谈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改院院长高尚全出席会议，中改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分别主持了两天的会议，近30位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现将与会部分专家的观点摘要整理如下：
需要清晰的目标和总战略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第一，最近一两年来，各种变化都在加速。比如市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包括各种利益集团对自身需求和自身利益的维护等等。
第二，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焦点问题是汇率，汇率问题已成为国际问题了。国内的最大问题是土地，土地的问题涉及到腐败、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政治权利和利益的关系，它与金融财政等都有关联。所以，对外讨论的热点问题是汇率，对内则是土地，这两个问题现在还在深入讨论。如土地问题，还是采用了几十年的办法，即严格保护农地，这已经是用了几十年的旗号了。现在，所有化解农村矛盾的办法都是在城市化中寻找，但是我们保护土地的方法和措施比较旧，主要依靠行政控制，提高审批权，把土地控制权放在省里，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市场和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和制度性供给的差距突然拉大，表现在宏观经济上，供给方面短线部门基本上都是计划的，如煤、电、运、金融等，可市场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突然上升，而“计划”这块跟不上。用短线和瓶颈部门的前景来估计经济是热还是不热，常常要失误，形势变化很快，突然间矛盾加大了。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方面的变革跟不上，相差太大，像珠三角、长三角，跨区域的都市圈，上面的协调机构是什么？跨省市的司法机构是什么？说不清楚。我们的司法系统全是条块系统下的，一旦脱离条块，那就控制不了。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使得国际化、全球化越来越更新，我们却建立不起自己适合市场经济的司法系统。在政治上没有答案，在实践上不能探索。我们虽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观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和实际需求的差距还很大。总目标、总战略不清晰，现在的战略都是分开的，如城市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人才战略，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总战略。人们感觉我国在失衡过程中分裂成几块，有强势的、弱势的，发达的、不发达的，上层的、下层的，感觉到利益分化，思想统一不到一块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凝聚人心的东西-清晰的总目标总战略。在各方面的变化突然加速，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加大的情况下，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80年代时，经济形势好，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现在还有这个问题。现在社会各阶层要求改革的动力更强了，既有企业家，也有开明的政府官员，既有知识界和媒体，也有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弱势群体，他们对改革的动力总和加上国际上的各种要求，已经远远超过政府系统改革的动力。现在政府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执行力问题。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各种需求汇集到一起，我们现在需要把多层次的演进过程看的更清楚一点，增加理解和共识。整个社会要求发展经济和富裕，维护权利，更好的融入世界，获取资源和安全，作出自己贡献的要求空前高涨。
杨鹏（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
我讲三个问题，一是国际矛盾，二是国内矛盾，三是企业家问题。
一、国际矛盾
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与中国抢夺世界资源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本土资源的不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靠国外资源来支撑，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加大国际资源的流入。
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人要走出去，二是资源要拿进来。就是走出去把资源拿进来。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国内一些机构和公司的进出口垄断权，这种垄断极不利于国外资源的大量流入，不利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必须全面开放进出口，甚至个人都应有进出口权，这样才可能使大量的资源流入中国。
二、国内矛盾
从国内矛盾看，目前国内形势下，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都对政府有所不满。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样政府？可以用“一袋土豆”来形容，即看起来是一个政府，实际上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每个“土豆”都是一个利益板块，而每个利益板块都跟社会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大家开始争“法”。也就是说各个“土豆”、各个特权部门都要把自己的权益挤进法律里面去，中国的法律不是政府跟社会利益平衡的产物，而是“土豆”（各特权利益部门）之间利益平衡的产物。
三百多年前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皇权和资本联盟的时代，这样的联盟能够维持住，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对外抢夺殖民地资源和市场，也就是皇权向外打，资本跟着走。所以大家当然联盟，因为联盟就意味着有利可分。中国改革也有一个短暂的联盟期，当时的国有资产和社会资源尚未放入市场，后来在“皇权”（党和政府）的调控下放入了市场，导致和培养了企业家阶层的诞生，也因此富了一批官员。曾经有学者把那段时间概括为“精英联盟”，我觉得是准确的。现在的麻烦是，公共资源基本分完了。西方当年是抢外国，我们是自己抢自己，城市抢乡村，有权者抢无权者。公共资源抢完了，现在已经进入了精英联盟开始破裂的时候。也就是说“土豆”之间，当外面能够补进水，补进泥土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矛盾。现在外面东西少了，只能是“大土豆”吃“小土豆”，“小土豆”攻“大土豆”。所以说，国内的矛盾问题是党和政府改革的问题，是政治改革的问题。如果只是精英群体跟大众的矛盾问题，目前乱不了，目前精英们靠枪还压得住，但是如果上层精英间的冲突没有底线，自己搞乱自己，外来的矛盾就压不住了。
所以，当前矛盾的核心，我认为不是底层的造反，而是精英间的斗争，一点规则都没有。没规则的斗争，就会把这个政权和精英统治本身给撕裂了。过去中国的政治规则，是打出一个大王，大王来摆平矛盾。传统中国政治最难的地方，就是要找到摆平点，过去总是通过一个权威人物来摆平。毛时代，毛来摆平。邓时代，邓来摆平。现在，谁来摆平？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摆平，显然靠人治不可能再摆平了。不可能再靠权威个人或一个极小群体的智慧来进行平衡了。所以现在需要议事规则，需要强者间的矛盾处理规则。
三、企业家精神问题
现在从社会矛盾来说，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对政府不满，最可能暴发为左翼跟共产党的冲突，也就是民间左翼知识人士跟流民结合，形成压力，发生跟共产党的冲突。左翼知识人士，未必是那些活跃在传媒中的“讲坛左翼”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走在工人和农民队伍中的小知识分子，工人的****和农民的上访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企业家这个集团从根本上属于右翼集团，因为他们需要贸易自由、需要法制、需要大家和平共处、需要约束和监督权力，所以他们必然就走向右翼。企业家作为个人都特别能干，作为一个群体特别窝囊。而政府官员作为个体，好像都不成样子，作为一个群体好像很厉害。我觉得这是关乎文化的问题。就是“官”背后有文化，这个文化使官形成了一个文化群体。
中国除了官文化之外，鲁迅说过还有一个“匪”文化。造反者自然会走到匪文化中，劫富济贫，杀尽贪官，替天行道。官与匪文化是交流的。成功的匪，就是官，而倒霉的官，就成了匪。
我们有官文化和匪文化，就是没有企业家文化。中国不尊重企业家，要么就说无商不奸，要么就说资本从头到脚都流着肮脏的血，是邪恶形象。目前这个形势，我看左翼情绪愈来愈重，民间左翼跟政府的冲突肯定是要不断产生的。企业家怎么办，要实现长治久安，要用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来改造这个社会，他就必须要进行精神建设。最近企业家各种俱乐部也越来越多，企业家也越来越开始写书。实际上这是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
国内方面，矛盾冲突加剧，一定要建立起真正的协调矛盾的民主法治规则。企业家集团在今后的冲突中，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精神力量，要有自己明确的道德规范。发展就是最大的道德，没有发展，就只有人吃人，没有发展，就只有暴力和等级制度。首先要支持党走稳定改革的路，健全民主议事规则和严格的法治，打击垄断利益，开放各种商机以创造就业。惟有中间阶层，才能使这个社会既不极左，也不极右，实现中右与中左在民主法治上的联盟。一手防止专制暴君重新出现在中国。另外一手必须控制住非理性的暴民乱来。如果党和企业家们不能把这两个任务同时完成，中国就没有希望。
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社主编）：
怎么看２１世纪的大势？我在１９９８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用“三大矛盾、五个一般”回答了这个问题。
21世纪世界面临三大矛盾：第一是色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这是指国际关系；第二是高消耗生活方式和资源与环境的矛盾，这是指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交往规则矛盾，这是指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这三大矛盾最后都化解在“五个一般”之中。
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是经过20世纪正反两方面实践的结果。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现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治国家的一般。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必须“权由民所授”。权力“同体自授”很难做到权为民所用。同样，权力“同体自监”，也不可能做到权力制衡。权力高度集中，没有权力制衡，非腐败不可。
现代公民社会一般。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20世纪突出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我们几十年来迷信国家，带来很多不良后果。说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国家没有社会。21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恢复社会生活的生机和活力。
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技术浪潮会波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的浪潮将冲击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
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20世纪是现代迷信的世纪，是造神运动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一元独断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国家大泛滥。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大灾大难。必须弘扬当代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精神。
我想单独讲一讲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当前社会问题怎样产生的？怎样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我觉得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市场化，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还停留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政治权力的没有制衡同时存在，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传统政治体制弊端结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坏的市场经济。
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民主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建立一个制度，驾驭资本，让资本以人为本，为人服务。发达国家已形成了一个既能利用资本、又能驾驭资本的制度，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我们常说增强国力，什么是国力？是武器、钢铁、粮食、还是ＧＤＰ？这些都是，但也不全是。最重要的国力是优越的社会制度，就是现代市场制度和现代民主制度。
现在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需要现代民主制度，但是又不能在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付出太大的代价。不能因为搞民主化而造成长时期的社会动乱。但是不是一搞政治改革就天下大乱？对这个问题需要分析，我认为这个政治过渡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平稳过渡，这有成功的先例。第二种是渐进的方式，通过发展中产阶级、积累民主力量，把宪政制度和党政分开的这些口号真正落实执行。经过若干年以后，条件成熟了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种方式当然也是比较平稳的，但时间要长一点。
第三种是坚持不改革，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爆炸。这就会发生真正的动乱。
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第一种方式，努力第二种方式，避免第三种方式。
王志纲（北京财智经济战略研究院经济发展战略专家）：
目前的腐败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我认为腐败与效率就象龟兔赛跑，经济发展是兔子，腐败是乌龟，就怕兔子打磕睡，只要兔子不打磕睡，乌龟怎么努力，总没有兔子跑得快。只要把中国经济快速拉动起来，总量增加以后，解决了就业问题，农民就不会闹事，为什么呢?我到很多地方去，农民跟我说，吃饭是没有问题，就是缺钱花，官逼民反，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会这样。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不断地提供就业，就不会出问题。
我认为，目前最大、最危险的腐败其实是决策腐败。因为现在的项目太大，一旦决策失败，损失将以数十亿计。
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发展观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以中共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我想就如何按照以人为本的思维推进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第一，如何把握“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我们的理想是要建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要建的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解放和自由的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著作里有一句话是，在新的社会里，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今天我们讨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使我们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能够“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的本性，这是它的实质和真谛之所在。这样一个思想和理念，与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应当说有某些“交叉重合”，并不完全是某一个国家特有的东西。遗憾的是在二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把人的自身的自由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思想提出来，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对“人本主义”和所谓“异化”问题进行批判。最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个很大的进步。我认为，今天我们讨论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应当采用“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这样的准确提法。
第二，改革开放25年来，从人性角度到底值得我们关注的最主要的变化是什么？我认为，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讲，最值得重视的变化，应是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的萌生，并且逐步发展。这是25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相当大的成果。第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自身内涵。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二是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三是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四是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五是人对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求。现在这五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在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问题更多一些。这就涉及到对决策层提出的“小康社会”内涵的把握。尽管在十六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有六个界定（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活殷实），但实践中还是把它界定成一个经济和生活的概念，而没把它作为一个“社会转型”的概念。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狭隘化”的倾向。同时，还要指出，目前有些媒体用现在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我们现在不可能做到“实现”，只能是“促进”。
第四，如何用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来推进下一步中国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现代发展体系”。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或用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来审视今天中国的发展，有些问题需要重新思考。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前几年提出的关于“两个根本性改变”中第二个转变的命题进行调整。需要研究的是在新的背景下，这个“增长方式的转变”理念需不需要进行提升。我主张用“建立和健全现代发展体系”这样一个理念可能更好一些，所谓“现代发展体系”是“四位一体”的体系，即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和自然的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四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从人的发展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下一步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经济结构调整现在主要面临三大结构调整：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从人的自身发展角度来讲，比较直接而且牵扯面最大的，我认为是城乡结构的调整问题。现在，中国城乡结构存在着四个“分”，即“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这些情况很严重，而且成为制约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调整的因素。因此，要抓住城乡结构这个“牛鼻子”。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对当前经济运行薄弱环节的审视。当前，对于是否“过热”问题有争论。如果用人的发展这个思想来审视，就要抓这里的薄弱环节，尽管现在的投资指标、工业指标以及进出口指标的增长幅度比较大，但是有几个指标比较低，一是就业指标，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指标，三是消费增长率的指标。这里隐含了一个最让人忧虑的深层次问题。几个经济增长高的指标都是跟“政绩”相关的指标，或者说是“官绩”相关的指标，而比较低的指标恰好是和“民生”直接相关的指标。这说明在我们国家旧的发展观依然在惯性运作。重“官绩”而轻“民生”。只有把经济运行和“民生”的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问题，才会对今天的经济过热与否作出新的判断。此外，对于所谓“反对重复建设”问题，也要用转轨的观点来审视，在民营经济刚刚进入的情况下，“反重复”是否有利于转轨？按照我的看法，在转轨过程中，一定的重复是难免的，有一个新旧两股力量对峙的竞争过程。
第五，如何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下一步的体制改革。这次修宪有两个“闪光点”：一是保护私人财产权被确立；一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表明，以人为本成为国家的价值观。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我建议紧紧抓住宪法第四次修改的机会，在“产权”和“人权”两条线上往前推进。前一段修宪主要是上层的，并没有使整个社会广泛和普遍参与。因此，作为体制改革这条线来讲，要紧紧以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为切入点，推进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健全。这不仅是企业产权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要把人权的保护和“政治文明”作为支撑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人的表达权和参与权问题。因此，在“产权”和“人权”两条线推进的情况下，下一步改革的焦点会有新的转移，因为，产权和人权的改革和深化都离不开政府的改革。
充分估计外来投资的作用
李罗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现在的发展打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或者说按照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在无论是资本流动，还是要素组合，从生产过程到创造价值的过程和实现价值的过程，很多都是由境外资本，即港、台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及跨国公司运作的，这样一种经济运行过程就打破了上述理论假设条件下的很多经济规律，使中国经济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挑战。
还有一点要特别申明，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仅见的。引进外资并不是中国的独创，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南美国家、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都先后大量引进过外资，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引进外资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具有这么大的效应呢？简单来说，第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因此中国具有无限供给优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第二，由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因而当它具有一定的市场购买力后，就成为世界最具潜力的大市场。第三，中国的政局稳定，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和法制环境成熟很快，形成了对外资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最后，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当然还有一点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是中华民族是十分勤奋聪明的民族，具有极大的吸收能力和创造能力；此外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非常英明正确，为国家和民族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一点也是其它国家很难相比的。
王志乐（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这几年，在外资方面议论比较大，反对积极吸收外资的观点的人也很多。我认为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外资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在可以量化的有形领域的影响，还有在一些无形的不能量化的软竞争力方面的影响。外资对中国体制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文化创新上，我们历来都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中国把自己许多好的中华文化否定掉了。外资的进入不是一般的在外面影响着中国，而是进入到中国的内核来了，对中华文化的融合产生的影响再过几年可能看得更清楚。过去我们的文化受政治文化影响非常大，过去的中国政治文化实际是脱离了“以人为本”，现在不是了，政治竞争加强了，竞争意识也进来了，包括选拔干部，经济领域的竞争，企业文化的影响，全国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这种务实的文化也显现出来。竞争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协调发展的文化，实际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了融合，如协调发展。所以，在文化创新上、社会重构上都有所创新。一个国家仅有硬的竞争力，没有软的竞争力在国际上的影响是有限的。
外经问题，我们虽然出去了不少企业，但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太少。我们为什么搞“三外”，关键就是要吸收、利用全球资源，整合全球资源，现在谁能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自己的经济中来，就增强了竞争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能不能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是个关键问题。下一段中国要更多的发展“走出去”的跨国公司，走出去吸收国外的资源。
最后我提一个建议。我们在探讨发展目标、发展战略时，应该把对外经济和整个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对450亿美元外汇注资决策的风险评估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04年2月25日,在《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2004年1月，国务院决定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这次改革最注重的是注资与深化银行内部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起来。”
风险评估：
1、中国的国际储备从其形成过程看有其特殊性，中国国际储备既是对外债权，同时也是对内的公众负债，因此动用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是对公众利益有直接影响的重大决策。理由之一是，从中国汇率形成机制的角度看，中国国际储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对外债权的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急剧增长，央行外汇占款比重日日益增加。
理由之二是，中国公众对如此重大决策事先不知情。2004年1月6日凌晨3点钟，新华社发布新闻，披露国务院决定中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注入两家国有独资银行。这种安排可能是考虑到为避免对市场的冲击而特地安排在纽约市场闭市之后，也可能和1月5日《财经时报》披露的新闻有关。令人惊讶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称，450亿美元的外汇和黄金储备的划拨采取“资产划拨，一次到位"的方式，上述款项已在2003年12月31日前，注入了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因此可以认为，该项决策公众事先并不知情。
理由之三在于，尽管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评级机构和国内部分学者对此表示了谨慎欢迎，但公众事后的反应可能仍然并不乐观。在中国农业银行的网站首页上，对动用450亿美元注资的决策进行了网络投票，从其结果可以看出至少在专业研究人员内部，至今也未形成对该项决策的基本支持态度，公众对此决策的事后知情和评估状况可能更为严峻。
2、“注资”所指向的含义至今并不明确，在法律程序上是否可援引《中国人民银行法》存在可探讨之处。理由之一是，从国际储备的基本功能而言，包括了维持对外支付、调节本币汇率和信用保证三大功能，因此，如果不动用外汇和黄金储备充实银行资本金将威胁银行体系的信用保证水准，那么“注资”的用法尚可视为符合储备持有和管理原则，但应该明确，“注资”本身属于储备经营的一种形态，而不是从储备分离的向外划拨。
理由之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作出注资的依据在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第六款，即：“第四条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六）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因此，从理论上来看，中行和建行所获得的450亿美元的注资，如果被视作央行经营储备的形态，那么就必须纳入到国际储备统计口径中；如果450亿美元不被计入储备，那么就不能被视为储备经营，而是储备被挪作他用。
理由之三是，如果如同央行和外管局所解释的那样，用外汇储备向试点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那么450亿美元就应该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一般标准国际收支部分的内容，将此项450亿美元视作通过汇金公司向银行体系提供的特殊投资，可计入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本与金融帐户中的金融帐户项下的“其他投资”项下的“其他资产”类。而目前的情况是，对试点银行的注资已经完成，国家外汇储备规模中也已作了相应扣减。到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4032亿美元，并不包括上述450亿美元显示出“注资”虽然仍被视作央行的资产，但已不是国际储备而游离于国际储备统计口径之外，央行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策援引就存在疑问。
3、和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与黄金储备直接相关的若干重大问题，包括中国银行和商业银行如何运用上述资金进行资本配置、改制决策和目标是否为公众所知情、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律定位等仍然存疑，上述任何一个环节都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理由之一是，虽然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已经获得外汇资本金，但资本金如何配置和如何改制仍然相当不明晰。理由之二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建、定位和职能相当不清晰。
政策建议：
1、作为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决策，动用储备向银行体系注资应该有完整的方案和充分披露、讨论。
2、提供给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450亿美元，仍应视做国际储备的构成部分，计入金融帐户下的其他资产类，不应做扣减。即2003年底中国国际储备应重新调整为4482亿美元，否则该决策本身就不能被视为储备经营。
3、汇金公司的法律定位及其职能应该清晰化，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改制方案应由国务院提交人大进行充分酝酿和讨论。
4、两家银行所获得资本金如何进行有效配置是一个严峻挑战，目前的情况是如果这部分资本金两家银行不能自主配置，那么两家银行可能承受不必要的汇率和国际金价波动风险，此外，新一轮银行突击处理不良资产的势头也有可能出现。目前着手确立一个对风险敏感的、有效的资本配置实施方案是非常必要的。
香港银行业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政策风险评估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03年11月18日，中央政府批准从2004年1月1日开始，香港持牌银行可正式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在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顺利推出之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合理评估和把握这一业务中可能隐含的风险，并相应采取对策。
1、香港市场上人民币流通的规模变化，对于人民币业务开办的风险评估具有明显的影响。香港市场上人民币流通规模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对于人民币业务开办带来的风险的评估。香港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之后，香港市场上人民币的流通规模会有一个迅速的上升。这一方面是银行体系对于原来通过地下钱庄进行的汇兑活动的替换，另一方面则是流入香港的人民币会增多的缘故。根据CEPA的安排，内地旅客在香港可以使用人民币信用卡或借记卡，且没有额度限制，内地旅客还可以从香港ATM中适度提款，这实际突破了至今为止每人每次出入境只能携带6000元人民币的限制。目前，内地银行业发行的借记卡达5.44亿张，信用卡达2500万张，开放人民币银行卡在港流通，必将扩大内地居民在香港消费的资金渠道，而且香港的银行也可发行人民币信用卡，方便港人在内地消费，这对于促进人民币在香港流通规模的扩大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考虑到内地到香港旅游者的迅速增多，即使当前香港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规模有限，在香港银行业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之后，这一规模也会有一个迅速上升的趋势。其次，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开办、以及便捷的内地与香港银行体系之间的清算渠道的建立，会增强香港对于其他境外地区流通的人民币的积聚能力。
因此，如果说当前阶段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规模较小、因而其对于内地金融体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随着香港市场上人民币流通规模的迅速上升，必须要着手研究香港人民币市场对于内地金融体系的影响，并及早采取相应的对策。
2、在渐进式的离岸业务推进模式下，当前可能会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形成监管的模糊地带，但是总体上不会形成明显的风险隐患。
首先，在当前香港的银行业开办的个人人民币业务中，存款业务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香港居民个人，但是由于没有存款金额的限制、没有存款准备金和利息税等限制，存在一定的便利条件，因而在银行的实际业务操作中，与人民币业务相关的一些企业和机构，例如接收人民币购物的香港商户、从事人民币兑换的商户、经常往返香港和内地的内地居民等都可能会以一些变通的形式用个人名义在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从银行角度看，如果这些市场主体是用个人名义开户，即使帐户进出金额较大、资金调动频繁，也是合规的，银行作为一个商业化的市场主体也是难以对此进行限制的。这样，就可能使得原来本意是将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起步阶段的业务范围控制在面向个人的旅游和消费等相关的人民币业务，变相扩大为以企业和机构为主体的经营性的人民币业务。
其次，在香港银行业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人民币信用卡业务方面，如果持卡人在香港对人民币信用卡进行透支、或者是银行优惠提供的无息垫款期限已经过去，实际上就相当于两地的发卡银行向人民币信用卡的持卡人在香港提供了人民币的贷款，这显然是与当前在香港地区不能经营人民币贷款的业务范围控制原则是不一致的。
第三，目前香港的人民币清算系统也有一些有待明确的地方，例如，当前加入香港人民币资金清算系统的参加银行需要承诺不将多余的人民币头寸用于拆借业务和贷款业务，但是如何制约参加的银行不从事类似的活动还有待明确。另外，从理论上说，香港的商业银行可以不经过人民银行的批准而开展人民币业务，所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香港的商业银行不参与清算系统，自己吸收人民币存款、同时自己发放人民币贷款的活动。这种活动在当前阶段可能规模有限，特别是在香港的人民币运用渠道有限、主要依赖清算银行的清算渠道回流的背景下，这种行为可能几乎可以忽略，但是一旦市场上的人民币流通规模扩大、市场同时产生了对于人民币的强大需求，就可能在事实上产生这种自发的、在现有的人民币清算渠道之外的人民币存贷款行为。
不过，从总体上说，这种业务的模糊地带并不会对整个金融体系形成冲击，在初期更多的可能是对原来通过地下渠道进行的人民币业务的替代。
3、当前香港市场上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人民币对港币的替代。
通常来说，香港的存款者将港币转换为人民币，主要的动机要么是支付的需要，要么是投资的需要。从支付需求看，在香港银行业没有开办人民币业务之前，香港的存款者主要是通过地下钱庄和兑换点进行兑换，现在香港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主要是对这些兑换点和地下钱庄业务的替代。至于是否会有香港的投资者基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将港币转换为人民币，则取决于具体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严格来说，这种基于升值预期的货币转换是一种金融市场投机行为，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因而这种动机是十分有限的。
将港币之外的货币作为投机对象进行交易，在香港这个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上是十分常见的金融业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只是众多可供投机的货币的一种，或者说人民币业务在香港的开办只是增多了除美元、英镑、日元等国际货币之外的一种新的选择而已，因而这种投机的压力不会完全集中到人民币这一币种上。
在将港币转换为人民币的诸多动机中，套取更高的利息也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在在当前的利率决定机制下，香港银行业能够提供的人民币利率显然会低于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进而也会低于内地的人民币存款，因而基于套取利息的货币转换动力有限。
4、香港离岸的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开展会对在岸的人民币业务形成一定的竞争，这种竞争压力随着香港离岸市场业务范围的扩大而会继续增大。
所谓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相对，通常指的是在货币发行国之外进行的、对于非居民的该种货币的资金融通活动（如存贷款、投资、保险等等）。从理论上说，如果税收、监管、金融基础设施相同的话，实际上一种货币的银行业务在货币发行国才具有优势，因为只有在货币发行国才有相对完善的清算系统、有广泛的资金供求，银行也利于实现银行业务的规模经济。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离岸市场在实际运作中依然体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在岸市场相比，离岸市场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成本的优势，可以为客户提供较高的存款利率、较低的贷款利率，更好地满足客户的安全性和保密的需求，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选择，从而可能会对在岸市场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
就人民币业务而言，从总体上说，内地银行业经营人民币业务是在岸业务，银行更容易享受到规模经济。但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相对优势则在于，香港离岸经营的人民币业务可以无需缴纳准备金，税负较低，因而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监管机构对香港银行业从事人民币业务的监管相对较为宽松，香港市场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具有更多的投资组合的选择，因而也会对内地部分有特定需求的客户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从通常意义上来说，离岸中心可以划分为主要中心、次级中心和簿记中心，根据目前的业务范围看，香港目前只是充当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民币离岸业务的次级中心的功能，而要真正将香港发展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必然需要拓展现有香港银行业的人民币业务范围，更多地补充和扩展作为主要中心的资金运用方面的功能。如果香港银行业可以进行贷款等资产业务之后，香港银行业的人民币业务收入将不再主要依赖内地的存款利息收入，转而依靠资产业务的利息收入，此时香港银行业就完全可以用更高的存款利率、更低的贷款利率来争夺内地银行业的客户。随着香港银行业人民币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一竞争压力显然是会不断提高的。
从总体上说，香港银行业开办人民币业务对于内地银行业的竞争压力受到香港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业务规模、内地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等的影响的，因而估计主要只是局限在局部的业务领域和区域内。随着香港人民币业务规模的增大和业务范围的拓展，为了应对这一竞争压力，也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在内地选择一个相对较为完善的城市，例如上海、深圳等，允许开办类似美国国际银行设施（IBFS）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使得人民币的离岸业务可以在岸同步进行，从而有利于内地金融业的国际化，也可以防止香港银行业的人民币业务对内地银行业形成过于明显的冲击。
5、从长期来看，随着在人民币香港流通规模的扩大，应及早研究人民币流通扩大背景下香港的金融体系改革战略问题。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香港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之后，人民币流通规模会有较快的上升，按照目前人民币在香港流通的增长势头，预计在不长的时期内，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规模超过港币的流通规模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从中期发展看，港币可能会存在被替代的压力。当前制约人民币替代港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港币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但是，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推进，在人民币实现完全的可兑换之后，人民币对于港币的替代能力会更强。与此同时，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会更为紧密，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周期会越来越趋于一致，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对港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的要求，从现实的经济逻辑看，其进展取决于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融合程度、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值得强调的是，在人民币流通规模扩大背景下、特别是人民币不断推进自由兑换进程的背景下，香港港币的货币制度必然面临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涉及到香港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因此需要及早进行预备性的对策方案的研究，以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香港的繁荣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85期
2004年3月10日
执笔：丁新莉
充分估计政府转型在下一步改革中的作用
迟福林（中改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从现实的矛盾问题看，从可操作的方面去分析，我看现实的、重要的是解决政府转型问题，并且应当把它作为下一步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要求来看，政府转型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过25年的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个转变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例如，腐败问题。第二，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个概念，是去年我们在SARS危机中提出的，逐步得到了经济学界及各方面的广泛认同。温总理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表明政府转型问题已引起高层领导的充分重视。我认为，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是政府转型最具迫切意义的一件事。第三，由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这既涉及经济改革，更涉及到政治改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政府，而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政府。为此，传统的统治型的管理要改变，例如户籍管理，就不应当再是警察局的事，而是民政工作的一部分。建设新的治理型政府，需要进行政治、社会多方面的改革。
研究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政府转型的问题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我在去年11月底中改院召开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政府转型对我国改革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就是说，要从改革全局把握政府转型的作用。
1、政府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转型不仅是政府一般职能的转变，更实质的涉及到政党的转型问题。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借鉴北欧的经验和欧洲社会党成功转型的经验。借鉴北欧的经济社会模式，不仅在于它高福利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在现代社会，政党就是能够争取多数的党，其社会党的转型对我们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政府转型能够解决经济改革当中的一些问题，但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政党的转型问题。在一党执政的制度框架内，政府转型也就是执政党的转型。
2、政府转型与反腐败。目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具有普遍性的倾向。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部门利益下的腐败问题。这方面的腐败，具有机制性腐败的特点。这包括政府部门，也涉及相关行业，例如，医疗系统。我认为，当前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推动政府转型。我在地方听到的类似事情很多，由司法腐败、人事制度腐败而引发的一系列的腐败问题已相当严重。推动政府转型可能会对解决腐败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
3、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问题。去年，中改院、体改研究会召开改革形势分析会，提出了社会全面失衡的问题，引起多方面重视。当前，一方面要看到社会结构的快速定型和比较稳定的社会格局，另一方面更要重视社会结构的定型状态中潜伏着社会危机，不能把社会危机的因素看得太淡。一个公共性突发事件很可能就会爆发为局部或全球性的社会危机。从实际情况看，社会的全面转型一定程度上是和政府转型连在一起的。如果政府转型搞不好，在目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情况下，地区性的社会危机的爆发不是没有可能的。
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矛盾问题，公平和效率的矛盾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问题，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利益表达机制等问题。社会转型比经济转型更复杂，更应当重视政府转型对推动社会转型的主导作用。
4、要改革行政体制控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行政控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一定阶段很奏效，尤其对保持GDP的增长很有效果。东南亚金融危机刚过去几年，这次危机实质是发展模式的危机，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危机。这些年，由于单纯追求GDP政绩观趋势的扩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突出的例子就是纷纷打出“经营城市”的牌，并以此大量圈地。SARS危机充分暴露出这个发展模式的严重问题，这是近些年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我们讲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改革观，就是要改变这个发展模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5、我国下一步改革更具现实性和操作性的应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可以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的战略目标，与政府转型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多事情都解决不好。因此，应当把政府转型作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从实践方面看，推动政府转型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高小勇（《经济学消息报》总编）：
我们好像有点钱就有了自大，最近还搞了个最低工资出来，以为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可以去整合别人，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发生很多事情，包括外资走进来，都是市场在做，并不是政府把别人拉进来。所以说现在提出要打造多少个超级集团到国外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政府有点钱就有些动作，以为我们是发达国家，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福利也开始搞了，不切实际的想装点自己的生活等等。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动不动就要乱来一下，这是很麻烦的。对企业该教的地方不教，该作的事情却不做。如东北提出要搞一个“东北金融中心”。这个东北中心连密集劳动力都没法解决工作，还能搞什么金融中心、高级市场。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旦奢侈起来，劳动力贵起来，那就非常麻烦了。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
袁绪程（广西桂江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要和经济增长的模式联系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如，中国吸引外资的巨大优势是同样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印度等国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即“民工”既廉价又好用，这是吸引外资的最大优势，也是沿海地区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民工的“二元身份”、中国政府官员参与经济的程度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中国经济是由政府及其官员推动的。比如，许多地方政府通过行政的整合，提供优惠条件，使劳动力服从企业家的需要，从而吸引外来的投资，这就是中国特色。
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国家是看不到的。不仅是中央政府，还有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都有着巨大的作用，但也产生相应的问题。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增长模式，即行政权力控制下的经济双轨增长模式的假说(以下简称双轨增长模式)。所谓双轨增长是借用“双轨制”概念，讲的是在行政控制下，两种并行不悖的增长形式，如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的不同的增长方式；内地经济和沿海经济的不同增长方式等等。不把双轨经济解释清楚，就不可能解释中国存在的许多相互矛盾的正面和负面问题，这些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选择双轨增长是由中国这样一个“大而落后”的国情决定的。各级政府把过去指令经济时代强大的动员能力运用到搞市场经济上来，于是就有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沿海地区的超高速增长和内地经济的滞后发展同时并存；就有“一个中国、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由于以两个“金三角”为代表的中国的沿海经济区(包括中心城市)约有1亿3千万的高收入人口，经济总量约占70%，引进外资约占总量80%，对外贸易也约占80%，只要这一块继续超高速增长，中国GDP高速增长就不成问题。但它不代表内地也能高速增长和高就业，中国内地失业人口仍然存在，内需仍然不足。这就是经济双轨增长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一回事。90年代的双轨经济模式则大幅度的拉开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它虽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带来了中国经济对外资外贸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失衡，高增长和低就业并存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由于沿海地区已进入消费和经济成长的新阶段，沿海经济区（主要是两个金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还会体现中国经济（GDP）高速增长，估计10年高速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支撑沿海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是否还能长时期地保持下去？外资是否还能不断地涌入？另外，能否安抚广大的弱势群体？在城市化扩张中出现的“土木经济”能否刹得住？现在各地官员动用财政资金甚至寅吃卯粮大兴土木，必然推高城市成本和土地成本，其中的租金会大量耗散，土地和建设成本会越来越高，如果控制不住，总有一天会爆破的。因此，中国的双轨增长是有问题的，应当给予校正。有条件的沿海发达地区不能按照“吃廉价劳动力”和“吃优惠政策”的老模式发展，要在体制上转轨和创新。我认为，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先行：
第一，先行司法改革。司法独立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搞完全的司法独立，但是能否在民事和经济问题上独立审判的先行试验？
第二，加快行政改革的步伐。借助WTO的规则，逐渐强化法治,弱化行政对经济的控制，让市场的力量自主的生长，尤其是放开对民营经济的管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第三，对经济发展要有统筹的长远的考虑，既要保持开放和继续引进外资，又要相对减弱对外商在资金和技术上的依赖，逐步扩大自主性产业和自主性技术的发展。但是由于双轨增长模式在较长时期仍会存在，有些问题也不易解决或可能长期存在。
1、高失业问题。因为双轨经济增长格局决定了高失业的存在，这是不可避免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2、腐败问题。中国经济采取双轨增长模式，政府控制多数的资源或者说经济活动总量的变动，彻底消除腐败是难以做到的，但要尽量减少。这就涉及到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从更高层面上说，行政控制的经济如何逐渐演变为法治的市场经济？
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
樊纲（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已经并继续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仍然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条件。要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
1、发展政治文明，化解社会矛盾，是下一阶段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发展政治文明，基本问题还是政治改革的问题，这个思路和政府转型是一致的。政治改革在经济发展初期还不那么重要，但越往前发展，越显得重要。因为首先，社会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程度提高。第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而且，在达到收入差距缩小的阶段之前，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10－20年）。下一阶段收入差距、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距比上一阶段还将呈扩大趋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且短期内不会扭转。这是几亿农民的问题，只要他们没有获得就业，收入就提高不了，就业那部分人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只要3亿农民没有进城，其他进城的农民工资也提高不了，充分就业的压力和现实的问题就摆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进行改革。第三，公共物品的供给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加大，公共政策决策的公共参与以及对公共机构的监督问题，更加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发展阶段上，如何处理好长期增长与现实社会矛盾的关系，如何化解各方面的社会矛盾，防止各种矛盾的累积与激化，使中国有一个长期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保证经济持续的发展，从而为最终解决目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是下一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政治大问题。渐近的、有管理的、法制化的、逐步推进和深化政治改革、发展政治文明，为日益多元化的行为主体创造一个逐步扩大的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相互直接制约（而不是通过政府制约，矛盾都集中在政府身上）、参与社会决策程序、约束政府行为、释放不满、化解矛盾的政治机制和社会渠道，是实现上述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核心的问题是逐步提高公共决策的“多元化参与”和对公共权力的“多元化监督”。民众的参与方式，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的参与对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的监督问题要提上日程，否则社会矛盾将更加尖锐，政治危机有可能打断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势头。
因此，通过发展政治文明，逐步改革政治发展体制，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利益，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个经济现象。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加强社会参与、民众参与、利益集团的参与利益平衡、社会监督来发展政治文明。
2、扩大基层民主自治，改革人代会体制，发展中介组织。
强化基层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相互制衡和公众对基层政权的直接监督。腐败问题的背后是决策的参与问题。这条路是怎么修的？要不要修这条路？不能取决于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民主决策。然后是公众监督的问题。要尽快实现乡级政府的自由直选，以及县人民代表由党组织推荐与自由选举。要改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引入专职代表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例，确保各利益群体有代表参与中央一级的立法与政策决定过程，允许在人代会内部形成有形和无形的利益联盟。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加强透明度与社会监管。
3、国际环境与中国政治。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国际舆论、国外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降低国际政治成本，为中国赢得长时期和平崛起的时间、空间与机遇，需要在形式与内容等各个方面重新思考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战略与策略，进一步解放思想，摒弃一些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吸取各国政治文明发展的经济与教训（研究北欧，伊朗，泰国，以及韩国、日本等国在最近的历史上政治体制演化的历史），既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受发达国家舆论和压力的支配，又从历史与国际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中思考符合中国国民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改革道路。在大思路上我们如何从现实条件出发向前推进，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在研究各国经验时，思路可以更宽一些。我们不是在寻求终极形式，是在寻求过渡形式。终极形式从长远来讲无可争议，但怎么过渡这是最重要的。
4、风险分析。
政治改革是一件复杂的社会过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一定不会是一个事先完美计划、一旦实施也不出问题的过程，而是充满风险的“试错”过程。许多丑恶的现象（少数人或群体操纵选举，官员腐败，贿选，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体现，当选政客水平低下等），也不可避免地在此过程中发生，而且，作为民主政体发展的一个结果，决策过程复杂化、决策效率在一定意义上变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与其事前做理想化的计划，还不如加强风险的分析，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以适当的方式对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不是回避与掩盖问题，而是事先就“打防预针”，使大家对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有所准备，认识到一些丑恶现象的发生正是政治文明发展过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对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对政治文明进程可以适当管理的对策（包括制定各种应急预案），使问题的出现不会从根本上动摇政治改革的方向与议程。
赵晓（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研究员）：
我们谈政府改革也罢，或者政治文明建设也罢，意思一样，用词不同而已。实际上，很多人在用中国比较右的自由主义词汇如“宪政改革”在讲问题。不同群体的人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程度地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都选择自己最合适的词汇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想谈三点。首先，关于改革的时机问题。实事求是地思考，政府也罢，社会各种力量的政治诉求也罢，最有可能会在哪个点聚合？从当前的形势上分析，有一点对政府改革有利。这就是从变革的时机来看，由于信息化条件的迅速改善，已经形成了社会舆论和整个社会对政府的压力。
很多人会忽视政治变革的技术条件，这是不应该的。事实上，信息技术有的时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体制的稳定与演变。社会压力机制的形成不仅信赖于信息技术等新的技术平台的出现，也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形成。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有个非常大的不同，即在它的整个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当中，在没有出现民族国家之前，先有了强大的社会，众多的教会在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东罗马帝国衰亡，日尔曼人大举入侵之后，大一统国家渐不存在，而以教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却非常强大，随后再形成民族国家，自然就有了一种强大制衡的力量，这非常有利于西方政治和民主框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历来只有强大的政府和弱势的个体，中间缺乏有效的社会组织，甚至社会组织想发育也非常困难。这些年，我们看到中国一个新兴的工商阶层已经开始出现，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一部分人并开始进入政坛，也在组织各种各样的会议，特别是努力组成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和非行业协会。足见，各种各样的群体的确开始逐渐形成，很多民主表达的方式或者公共参与的方式已经产生。
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处在这个漫长的变革运动过程之中。比如：股市流通方案因市场用脚投票而被搁置、孙志刚案件以及孙大午案件等的处理结果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社会的进步。总体来说，社会的不同阶层正在分层，社会的多元主体正在逐渐形成，更重要的是，这些阶层在逐渐形成社会。如果没有形成社会是没有力量的。借助于互联网形成的新兴媒体，他们的声音有可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机制。中国目前的政府管理改革，政治文明建设、宪政转型，都将依赖于这一社会基础。
以上是有利于促使政府变革的好消息。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我和樊纲教授前年对于苏州昆山的考察发现，中国经济有两个最大的趋势，一是城市化，二是工业化，而且这两个趋势都是长期趋势。譬如，如果中国制造业要发展到成为“世界工厂”的地步，那么目前我们与日本相比，在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日本是15%，中国是7%-8%，美国是百分之二十几，中国赶上日本大约需要20年时间，赶上美国大约需要40年。这漫长的时间都是赶超的过程。城市化也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今后几年大约有1.5亿农民进城，相当于要新建150座100万人口的城市，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所以，在这漫长的赶超过程中，中国经济都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会有很高的增长速度。但我们知道，政府的改革在过去通常都是在走投无路时才进行的，变革的压力因财政困窘而比较迫切。但现在经济形势很好，政府财政增长很好，经济和财政上都没有什么压力，政府就可能缺乏变革的动力。
我一直在观察政府在过去几年的资源变化。结果发现，政府手中的资源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不断增加，不仅没动用人们认为一定要动用的资源，而且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多。众所周知，这些年不仅财政收入增长很好，而且新出现了许多政府手中过去没有的资源。因此，我的判断看，5年之内，中国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
中国整体的状况是在改善，对于政府改革来讲，这样好的形势会导致改革压力的缓解。至少体制内的压力有可能放缓。从加快改革的角度分析，这将是一个不好的方面，经济转轨还没有完成，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空间，还有很大的余地来做事情，压力放缓并非好消息。
外部因素的问题在整个战略和变革中也很重要，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现在内部和外部问题必须统筹兼顾、全盘考虑。我们今天讨论政治转轨或者下一步政治文明的发展，如果基本上不考虑台海的局势会怎么样，包括北亚、韩国、朝鲜等问题会怎么演化，也不考虑中国下一步的国际经济摩擦会怎么样，肯定是不行的。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都会形成对未来变革非常重要的变量。所以，下一步，包括政府转型，如何再延续80年代到90年代开放所带来的改革，并继续利用这种开放，利用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利用类似SARS这类突发事件来推动改革，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最后，谈民主的实现，关键是要找到一种可行的途径，这是最重要的。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包括民主化的进程，也包括一般现代化的进程。许多人会将这两个问题相混淆，但从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例子来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很多人以为，民主化能解决一切，其实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基本工程的建设甚至更加重要。
在社会基础等因素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机构进步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些，至少一些诉求、对话和协商可以慢慢达成。我们过去难于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在放到互联网上往往就被解决了。这里面有不少启发。
詹长智（海南大学教授、中改院兼职研究员）：
第一，我们在考虑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时要重视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过去我们有个误解，认为北欧发展得很早，大多数是高福利国家，由于国情相差太大，中国无法向北欧学习。事实上，所有民族走过的发展道路都是相似的，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去年中改院派了几个人去北欧考察，很多经验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对下一步的发展政策的调整有指导作用。比如，我们现在谈到的“四个协调”、“五个统筹”等问题，如果没有对应的政策体制的保障，要做下去是非常困难的。而北欧国家尤其是挪威，在这方面就有很成熟的经验。挪威经历了统治型政治、管理型政治向协商型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对应的三个社会形态界限非常明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挪威从管理型政治向协商型政治过渡。在管理型政治时代更关注的是以民为本，就是把政府和民众看作是管理和被管理两个实体。如果从政府角度考虑，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以民为本。但是如果到了协商型政治发展阶段，实际上政府和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只能从以人为本这个角度理解。
第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认为除了重视党的改革和政府改革以外，还应该高度关注人大和政协的改革。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中加以改进比另起炉灶的改革效果要好。最重要的是人大代表的结构。必须改变人大代表的结构和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政协。去年我参加了修改政协章程的讨论，发现政协改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认为它只是一个政治花瓶。实际上，必须很好地发挥政协的作用。这也是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们的舞台在政协。如果要真正地发挥政协的作用，首先要从改革政协的章程开始。所以我认为，在现有的框架范围内，加快改革的步伐，中国可以走出一条稳步发展的道路。
对社会矛盾的估计与社会体制改革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改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我今天想谈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形成问题。首先从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说起。我曾经提过：中国的结构定型是先以制度定型。这里所说的结构和制度都是特指的，所谓结构主要是指社会当中的阶层和群体这个结构，制度是指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它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改革逻辑的变化。
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我觉得是20多年改革开放中最主要、最基本的一条主线，我把它叫做“分化”。在最近这几年，特别是90年代之后，我们能够体会到，这种分化越来越细了。
我们看社会问题的方式，应该能够随着社会分化的不断加深而有所改变。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变化，最终要落实到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利益主体身上。在这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当中，我们需要形成多元的思维方式。
我把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概括为：资源过于集中，价值过于单一，机会结构过于狭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中有不同种类的资源，这种不同种类的资源是按照同一原则成比例的分配，是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分配，还是按照不同的原则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分配。80年代从社会心态上来说是普遍的不平衡感，每个阶层几乎都是不满意的，但在不满意的同时，每个群体都有他相对来说比较自豪的一面，又都有他非常不满意的一面，所以说那是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而90年代就不一样了，中国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群体，其中一部分群体产生了严重的挫折感。象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现在，社会心态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变化，由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转变为一部分阶层的严重的挫折感。二是价值单一，机会结构小。中国的社会是，在资源很有限、配置非常不公的情况下，形成的是一种只有冠军才是最有意义，连亚军、季军都抬不起头的价值观。所以说，我们的社会结构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况当中。但是我们要探索一种机制。我不认为目前这种利益的失衡是在完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比如说我是老板，劳动力是丰余的，当然我愿意给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但是问题在于不完全是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你这边要组成工会，政府就会抓人，你这边要上街，政府就要抓人，这种情形是在一方面的权力严重缺位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还不是一个民主的问题，我赞成民主，但首先不是民主的问题，是全民主的问题。什么是全民主的问题，也就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问题。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有民主的、有专治的，专治的国家当中有军人当政的，有文人当政的。但是就是在军人当政的社会中，只要是不处于紧急状态下，人民决策的自由、组织工会的自由、农会的自由、****的自由、示威的自由、罢工的自由等这些权利都应该是有的。不是说给了权力之后，弱势群体就变成了强势群体，在西方国家很明显，给了权力以后还是弱势群体。但问题在于如果完全没有权力就会导致更严重的失衡。
所以，从我们的机制角度来说，并不是把弱势群体变成强势群体，但要防止利益结构的过分失衡。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权利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是要一个不公平的快速增长，还是要一个公平的社会，可能很难做出选择。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最后妥协的结果。我认为，中国不是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形成一种折衷的模式。这需要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博弈，这种博弈的基础就是表达追求利益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合法化和制度化。
现在，我们可能面临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诚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从个人层面上说是个权力的问题。二是从宏观的层面上看，可以把它理解为制度安排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是从沉默到温和的上访，到自焚爆炸，这期间，没有一个过渡性的阶梯。这说明我们的制度安排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做的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搭这个阶梯。从宏观层面上，就是要形成一个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这个合作主义最主要的是资方、劳方和政府三者之间建立一个利益协商的框架。当然首先要建立在利益表达的基础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将来需要考虑和讨论的问题。
中国的目标、战略与走势要考虑阶段性的问题。就是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阶段的定位问题。传统的定位方式就是分为改革以来，改革前和改革后。90年代以来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新的社会，依靠新的逻辑，而且定型化下来。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对待问题的一些看法，最主要的是一些逻辑，即增长问题与公平问题的关系等等，在不同阶段上的逻辑可能是不同的。我现在还不敢完全确定这个判断，如果要和美国比，我觉得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同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遇到的问题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要从阶段性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话，需要我们对一些逻辑做出判断，随着阶段性的变化，它的逻辑本身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从目标和战略走势两个方面看，还有一些急待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归纳为：
第一，要认真研究市场化改革趋势下，整个社会运行体制和机制的再造问题。这个社会不是“小社会”的概念，而是整个社会管理的构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这里会涉及到一个执政党怎样把执政理念，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在国家的体制和部门的运行和职能的承担方面，也包括在社会的公共层面上如何处理一些不间断的利益冲突问题。
第二，市场的力量、行政的力量和非政府的力量这三块之间的合理关系问题，包括其边界在哪里，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界定他们之间权力的范围和游戏规则问题。在中国，非政府组织究竟如何发展，还是一个新问题。国际上说得比较多的是非传统政府的力量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一个是跨国公司，象企业这样的传统经济组织，也被提出新概念，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现代社会要求这个组织的社会责任的范围要扩大。比如关于劳资关系的处理问题，现在变成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品牌的重要含量和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国内的大企业还没有想到怎么来体现社会责任。第二个就是社区的力量，2003年在城市社区（与我们过去认为的居委会不一样）中，出现了一个业主委员会，政府认可它的合法性，又无须注册，遇到纠纷可以直接去跟物业公司谈。类似这样的基层组织，它代表了业主利益的结合力量。第三个是非传统的政府力量即非政府组织。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学界已经说了十几年了，但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框架，比如说行业协会的出现，可能权益保护还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问题。社会团体这一块怎么来做，怎样有步骤地放开，包括放开后怎样合理地规范等都不确定。政府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现在社会要建立一个新的运行框架，必须对各种力量形成的新的格局进行探讨。
第三，社会人群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保护问题，尤其突出的是弱势群体。
第四，应该研究重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节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和迫切，毕弱势群体在企业里、社区中和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与社会其他力量的冲突没有一个调节机制。政府很多作法是临时应付的，应付都没应付好。这样重大的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冲突的解决机制是要建立的。
第五，公共危机包括突发事件的处理制度和执行力问题。一些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在很多地方作都有预案，都有健全的工作制度，但就是执行不力，对执行不力的现象又有处罚不力的问题。在现在复杂的社会情况下，执行力的降低，自然就强化了公共危机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要害是危机出来以后，有效控制负面后果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第六，新的科技因素导致社会生活领域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互连网这个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是不能忽视的。去年一些很重要的争论都是从网上开始的，变成对现实的修订法律法规的动力或压力。这毕竞是一个公开的舆论空间，让我们的社会以及社会单元的管理引入了一种新的弹性。就像用企业的ERP管理，在企业中把人的活动重新划分、重新制定规则。
第七，要注意经济和社会这两个领域的交接部分，注意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转入到社会领域的问题。近年来，经济运作当中的合理或不合理的规则都在发挥作用，一些消极的后果已经在社会领域中引发了很多变化。从稳定整个社会和谐运转的角度看，比较重要的有：金融风险问题，直接涉及到老百姓的生活和对未来的预期。
第八，整个社会组织体系的再造问题。现在看来，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体系都有严重的问题，党的基层组织有没有不可替代性呢？城市居委会的构架管不管用？农村里的村一级组织为什么会被家族势力把持？大量的组织结构还存在，但功能已经大大地退化了，为什么还不对其进行大改革、动大手术呢？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对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的组织效能，应该有新的分析。
李罗力：
公平和效率是永恒的矛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往往要求公平的时候就要牺牲效率，要求效率的时候就要牺牲公平，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一样。实际上公平和效率是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在公平和效率上怎么样来掌握这个度。要两者都兼顾，两者都达到满意，是不可能的。“度”是博弈的结果，公平和效率如何在现实中达到平衡，这是博弈的结果，而博弈的背后是利益问题，利益的背后是权力问题。目前条件下，如何考虑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效率，按照我的理解，实际上是一个两难选择，是选择优先考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还是优先选择考虑这个国家中的一部分群体或一部分地区的利益。
至于我们应当要用什么样的思路来解决公平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在发展中解决。我一直非常赞同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一切问题都要在发展中解决。不通过发展去解决，就事论事，永远是解决不了的，矛盾肯定会越来越激化。
姑且不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是否有解决宪政体制的可能，很重要的是老百姓有没有这种诉求。农民现在是不是有需要成立农会的诉求，工人是不是有需要成立工会（这里特指类似于波兰团结工会那一类的组织——作者注）的诉求，是否需要有一批所谓“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现在就要站出来“为民请命”，要把工人农民用各种形式组织来与政府讨价还价，形成与政府谈判的群体。一方面这必然会牺牲效率，使中国目前这种经济高速良性增长的势头大大减缓。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出发，我始终认为中国现有的13亿人里，绝大多数人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民主和法制的观念，还不具备这种比较高的能够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素质。在没有具备这些素质的时候，给他们过多的民主空间，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进步，实际上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大，很容易成为政客愚弄百姓的舞台，会造成社会剧烈的动荡和不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大好的形势就要付之东流，副作用就很大，很容易形成所谓大民主。我认为现在要警惕某种民粹主义观点，表面是在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利益，实际上是不要或淡化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对社会资源的支配。
